普鲁塔克(约46—约120)，出生于希腊中部贝奥提亚地区一个名叫凯罗涅亚的小镇。其父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历史学者，这给普鲁塔克很大影响。普鲁塔克少年游学于雅典，拜逍遥派哲学家为师，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毕达哥拉斯各派学说之长，获得广泛而充分的文化教养。
普鲁塔克一生担任过许多公职，在潜心著作的同时还热心于公益事业。他是古代多产作家之一，其著述共有277种，除去其中130种已散失，另一部分为伪书外，保存至今的尚有100多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作《道德论丛》，约60篇，包罗有关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政治、科学、文艺各方面的论述。另一类称作《名人传》，包括现存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记50篇。两类著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一个向我们表明古代世界在行动领域里取得什么成就，一个向我们说明古代世界在思想领域里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和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虽然普鲁塔克撰述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发挥和宣扬他的伦理思想，但使他名垂千古的却是《名人传》而不是《道德论丛》。《名人传》以古代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塑造希腊罗马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普鲁塔克纯朴、清晰、晓畅的文体，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行文中缀嵌的奇闻逸事和隽语名言，使他的《名人传》赢得一代代读者的赞赏，成为西方世界流传最广的经典著作之一，尤其文艺复兴以后，《名人传》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影响日益扩大，几乎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爱读的经典名著。像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培根、拿破仑、贝多芬、歌德、希勒、尼采……都十分喜爱普鲁塔克的著作 。
《吕库古传》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一篇，作者在叙述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生平事迹的过程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斯巴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是研究希腊历史、尤其是斯巴达历史不可不读的重要历史文献，历来为后世史学家——包括哲学史家和教育史家所重视。例如，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大段引用了《吕库古传》中的资料，几乎所有的教育史著作在叙述斯巴达教育时都参考了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中的记载。可以说，《吕库古传》现已成为人们研究斯巴达教育的主要资料来源。
学术界对历史上是否有过吕库古(Lycurgus)这个人物，众说不一。相传闻名于世的斯巴达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制度，就是吕库古一手缔造的。这显然夸大了个人的作用，英国教育史家威廉·博伊德和埃得蒙·金在他们合著的《西方教育史》中指出了这个传统说法的双重错误，读者可参阅其论述。 应该说普鲁塔克的《吕库古传》在制造这一神话的活动中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这里不准备过多涉及和评价普鲁塔克对吕库古个人身世的叙述及溢美之词，而只对其中有关斯巴达教育风俗、制度、思想作一扼要叙述。
阅读《吕库古传》使我们确信，斯巴达教育属于非常古老的人类教育类型。研究斯巴达教育，可以“使我们追溯到这样的时代，即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们（如相同的年龄、性别、职业、图腾），为能抗拒自己周围不可捉摸的世界的神秘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总要在部落内部组成一些相互从属的群体，任何人不敢轻易进入或离开这种群体。由于条件改变而引起的群体变化，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典礼仪式，把人们纳入新的群体，在这种纳入仪式中，尤其重要又极其普遍的是男童青春期的纳入仪式。” 正像博伊德和金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不迫使自己接受斯巴达人尚带有人类早期生活中那些极其原始的生活习俗的原型这一结论，我们就不能研究保守的斯巴达教育制度。 斯巴达生活中那些显著特征，原为希腊人所公有，但斯巴达人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墨守着原始部落时代的一些古老生活方式，从而为后世保留了一个早期人类教育的典型。但许多人显然是把斯巴达人中那些近于史前人类生活的惯例的生活特征都归于一次特别的法令，其谬误已为上述两位史家所指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斯巴达人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他们自己时代的德性的。
普鲁塔克在为吕库古树碑立传的过程中，详述了斯巴达在培养德性方面的各种做法，这些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使斯巴达人的生活教育化，把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与德性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斯巴达人极力维护社会成员内部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权利，竭力防止两极分化，以求整个民族在稳定和团结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人类早年求生本能的反映。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生存需要作基础，所谓的吕库古立法就不可实现。吕库古立法主要有三项内容： （1）创建了由28人组成的元老院。普鲁塔克在论述创建元老院的意义时引用柏拉图的话说，由于元老院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具有同样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定和节制。（2）重新分配土地。当时斯巴达人的两极分化已趋严重，“在这方面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城邦因充满了贫穷的、无依无靠的人而负担沉重，而财富却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决心要消除骄横、嫉妒、罪行、奢侈以及那更加根深蒂固地折磨着国家的弊病：贫与富。他说服了同胞将所有的土地变成了一整块，然后重新加以分配；劝说他们彼此在划一的、生计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单凭美德去博取功名；使他们确信在人与人之间除了那种因行径卑贱而遭到谴责和因行为高尚而备受赞扬的区别以外，是不存在其它差别和不平等的。”
除了重新分配土地，吕库古还分配了斯巴达人的流动财产。他看出人们是不容忍自己的财产直接从身边被取走的，于是，就采取了另一种方法：用政治谋略去克服他们的贪婪。他取消了所有的金银货币，规定只准使用铁币，这种铁币易碎，币值甚小，一大堆沉重的铁币只有些微的价值，它们“即不便收藏，也不值得收藏，不，甚至切成碎片也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有谁要去偷窃它呢？” 所以这种铁币通行的时候，许多罪恶都从斯巴达消失了。” 当然，消失的不仅有罪恶，也有新兴的文明的萌芽，这是普鲁塔克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的。他说：“因为没有货币，就不可能购买外国货物或古玩摆设；航海商旅就不再将货物运入斯巴达的港口；修辞学教师就不再涉足拉科尼亚的土地，就再没有流窜四方的占卜者，再没有蓄养妓女的人，再没有金匠和银匠。于是，奢侈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 无须说得，取消了“奢侈”这类一般道德家视为“恶”的东西，也就取消了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当然，这也是普鲁塔克所不能理解的。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述，为了更进一步地打击奢侈风尚和铲除致富的欲念，吕库古采取了第三个、同时也是最为精心构思的政治措施：即公共食堂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相互结伴共进三餐，饮用同样的、指定的食物，而不是在家里，倚靠着华贵的睡椅，坐在华贵的桌前，让仆人和厨子侍候自己，像贪婪的动物，在昏暗中吃得脑满肠肥，屈服于每一种贪欲和各种饕餮之徒的恶习，并且需要长时间的睡眠、热水浴、充裕的休息，这一切不仅毁坏了他们的性格，而且也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基于此，普鲁塔克由衷地称赞公餐制“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是一个更伟大的成就。”
在普鲁塔克看来，吕库古的这三项措施从根本上涵育了斯巴达人的德性——元老院带来了政治上的节制和稳定，重新分配土地和流动资产从根本上消除了贫富不均这一社会痼疾，养成了斯巴达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单凭美德去博取功名的高尚精神；公餐制不仅使得财富成了不再引人产生欲望的对象，而且使公共食堂成了涵育简朴、友爱、志趣相投、好恶一致等共同行为规范的学校。
吕库古制定的这些法律没有一条是写成文字的。普鲁塔克说，一方面确有神谕禁止他这样做，而他自己觉得，倘若那些促使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的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们的习惯和训练中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因为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的力量，教育对于每个青年来说，就起着立法者的职能……吕库古使得教育完完全全地担负起立法的功能。 用教育代立法，或者，把教育与立法紧密结合起来，运用教育的力量去促进立法执法工作，确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不过，吕库古当年是否像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神谕或对教育的自觉认识而不制定成文法，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也应明确，像公餐制这样特殊的制度并不是一个人的立法就能确立的，从普鲁塔克自己的叙述来看 ，它确是一种古老的社会风俗，而非一次人为的立法活动就能规定和长期实行起来的。
斯巴达教育中的许多因素，都是从原始部落生活风俗中沿袭下来的。例如斯巴达国家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就反映了妇女在人类早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过去我们只注意这一现象的健康方面，而很少指出它实际上是史前社会的一种十分落后的遗存。不过，这种在时间意义讲非常“落后”或原始的教育，确是令人怀念和想往的：那时的教育与生活水乳交融，互不隔离，它不仅是自然的、平等的，而且是诗意的、智慧的，它在两性自然平等的发展中，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如两性相互激励等。普鲁塔克说，吕库古让少女儿同青年男子一样习惯于运动时只穿着短袖束腰外衣，在某些欢庆节里舞蹈、唱歌，青年男子则在四旁观看。她们时而善意地揶揄和挑剔那些行为失检的青年男子，时而歌颂那些表现出高贵品质的人，以激励起青年男子们的豪情壮志。 普鲁塔克说，少女们衣着虽少——她们参加节日游行或体育竞赛时，半裸着身体出现在青年男子的众目睽睽之下——却丝毫不失体面，因为轻浮放荡已一扫而尽，伴随着她们的是庄重贞节；不仅如此，这样还使她们养成了朴质的习惯和对身体健美的热烈追求。同时，这也给女性们体验到了一种高尚的情操，因为她们感到在勇气和抱负这个领域里，自己也占有一席之地。 普鲁塔克还详细描述了斯巴达人古朴原始的婚姻风习 ，他认为这种婚姻生活锻炼了斯巴达人自我克制和节制的能力。作者的许多叙述无疑是些溢美之词，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古人从衣、食、色等基本方面，自我束缚、自我塑造这一历史过程的某些重要信息。
普鲁塔克不仅从宏观方面为我们描绘了斯巴达教育的社会历史画面，而且还对斯巴达人如何培养合格社会成员作了非常具体生动的叙述。下面我们从个体发展角度来看看斯巴达是如何培养理想德性的。
普鲁塔克说，吕库古把教育看作是立法者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他追根溯源，从精心调整婚姻与生育状况开始培养下一代的工作。在这里，普鲁塔克显然又是把斯巴达人的一些风俗归结为个人立法。根据他的记载，斯巴达人当时在婚姻生活中还有公妻制的成分，但他强调指出：“那时在婚姻关系上普遍存在的自由，目的在于得到健壮的体魄和建立良好的政治，远不同于后日人们归咎于妇女的那种放荡和淫乱。 他举例说，一个年老而妻少的人，如果他看上并器重一位俊美高贵的青年，就可以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让他们生子并给予抚养。一个受人尊敬的男子如发现一位妇女给自己的丈夫生下了健美的孩子且举止端庄而得到自己丈夫的赞美和爱慕，他就可以征得那妇女丈夫的同意，得到她的欢心。这样，高贵的种子就播进了能够结出美丽果实的土壤里。吕库古不把孩子看作父亲的特殊财产，而是国家的公共财富。因此，他不愿本邦的公民由随意结合的父母所生，而希望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们的后代。他认为人类制定的许多法律是愚蠢的：“他们繁育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雄性配种，不惜金钱和利用私人交谊；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为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仿佛血统低劣的子女不首先反映出占有和抚养他们的那些人的低劣、而血统优秀的孩子也不首先反映出占有和抚养他们的那些人的优秀品质似的。”
由于孩子是国家的，父亲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抚养孩子。孩子出生后必须经过部落长者的检查。如果婴儿匀壮结实，他们就命令他抚养，如果孩子瘦弱畸形，他们就将其扔掉。“他们深信：倘若造物主一开始就没有把健康和力量赋于这条生命，它的存在于己于国都是毫无禅益的。根据同样的原则，妇女们往往用酒而不是用水给新生儿沐浴，以此考验婴儿的体质。据说烈性的酒会使体弱和患癫痫病的婴儿惊厥、失去知觉，对于壮硕的婴儿，却像炼钢一样经受了一次锻炼，反能增加其坚强的素质。保姆也极其用心，精于护理。她们不用襁褓裹着婴儿，任婴儿的肢体自由发展。她们还教育婴儿知足常乐、不挑食、不怕黑、不怕独处，不让他们沾染上暴燥和哭闹等等不良习惯。”
孩子长到七岁时，就全部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在连队里他们遵从划一的纪律，接受划一的训练，因而渐渐地习惯了彼此一道游戏和学习。判断能力卓越与格斗极其勇敢的孩子被推举为他所在连队的队长，其它孩子都密切注意他、服从他的命令，甘受他的责罚。所以普鲁塔克说斯巴达人孩童时代的训练实质上是一种关于服从的实践。一切训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善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体质方面的锻炼增加了。他们头发剪得极短，惯于打着光脚，游戏时多半光裸着身子。到12岁时，他们就不再穿短袖紧身外衣了，一年发一件大氅，肌肤干燥坚硬，很少洗沐和涂抹油膏。他们成群结伙住在一起，睡在自己用手从河边折来的灯心草穗子堆积成的地铺上。
各连队的少年由精明能干、最尚武好斗的的埃壬率领。所谓“埃壬”是种称号，指那些从少年班出去已经两年的青年。他出则指挥其部下摹拟作战，入则由少年们侍候饮食。偷窃是一件异常严肃的事，正如传说讲的那样，一位少年偷了一只幼狐，把它藏在自己的大氅里，这畜牲用尖牙利爪扒出了他的肠子，他还是强忍着痛苦，宁愿死去，也不愿让人发现他的偷窃行径。
埃壬常常这样教育孩子，他吃罢晚饭往榻上一躺，命令这个孩子唱个歌，向那个孩子提几个问题，如“谁是城邦里最优秀的人？”或者“你认为这个人的品行怎样？”。孩子们就这样慢慢习惯了怎样做出正确的判断，从小就培养其对公民为人行事的兴趣。因为一个孩子若被问及谁是优秀的公民、或谁是声名狼籍的公民而答不上来，就会被断定为头脑迟钝的人，不是追求美德和荣誉的材料。同时，答话不仅要有理、有据，还要言辞简洁准确。回答错了就给予处分：伸出姆指让埃壬咬一下。埃壬还常常当着长者和官吏的面处罚这些孩子，让他们判断他的处罚是否得当或有无道理。孩子们受处罚时，谁也不出面干预，但孩子们走开以后，倘若埃壬的处罚过于苛严或过于宽大，长者和官吏就会提出责问并给以指正。
教育下一代是城邦的大事，斯巴达的成年男性公民如果不是公务在身，他们就去督促少年的训练，指点少年们做些有益的事情。少年们可以见到城邦的长者，因为长者非常关注少年们的训练，经常到操练的场地去看他们的体力和智力竞赛，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作为长者应尽的义务。我们看到，对下一代的培养几乎成了整个斯巴达人生活的中心。
斯巴达教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男孩长到12岁以后，就可以与一些眷爱他们的青年男子交往。“宠爱少年的那些人，也分享少年们的荣誉，据说，某次某人因为他所宠爱的少年格斗时脱口喊出了一句粗话，被行政长官罚了一笔款。这种钟爱在斯巴达入当中得到普遍的赞许，甚至少女们也在优秀高贵的妇女里面寻得钟爱自己的人；然而，此中毫无嫉妒、竞争，相反，那些把他们的感情集中在同一少年身上的人，倒把他们的感情变成了彼此发展友谊的基础，通过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使他们所钟爱的少年成为尽可能高贵的人。” 斯巴达人同性之间的这种钟爱是否只是教育意义的？普鲁塔克极力美化斯巴达生活模式，对斯巴达人那种枯燥无味的军营生活曾使男风盛行这一齷龊现象自然是不愿提及了。不过，这一问题的历史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如有人指出雅典教育大师苏格拉底也有这问题)，还待进一步研究。
要深入研究和评价《吕库古传》中的教育思想，必须对它所描述的时代有一个大体的确定，不然的话，我们对普鲁塔克说吕库古“是个温良的人，天性倾向和平”，“斯巴达人在音乐与诗歌教育方面也很认真严肃，可与他们渴求谈吐纯洁所作的努力媲美”，斯巴达人运用语言的成就证明了“热爱智慧胜过热爱健身活动是斯巴达人与众不同的特点” ……等等，感到不可理解。因为按照流行的说法，斯巴达人嗜武成性，残忍无情，他们独养勇德，文化上成就甚低……。杀戮希洛人就是最好的例证，而杀戮希洛人的秘密行刑(Krupteia，克鲁普特亚)又是吕库古设立的一个机构。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应如何解释呢?
普鲁塔克自己认为：“斯巴达人开始对希洛人如此残酷无情是较后时期的事情，尤其是大地震之后(在公元前464年)，当时希洛人与美塞尼亚人一道反对斯巴达人，在境内烧杀虏掠，给城邦带来深重的灾难。我根据吕库古在其它方面表现出来的慈祥和正义的性格分析，实在不能将‘克鲁普特亚’这个如此令人痛恨的措施加诸在他的身上。” 他赞成古人的一种说法，认为吕库古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活动，他的法律是在和平时期制定的。他还说：“吕库古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让他的城邦去统治去统治其它众多的城邦，相反，他认为整个城邦的幸福如同单独个人的幸福一样，系于德行的广为流布与自己领土范围内的和谐。他所有措施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思想开阔、自给自足，在所有一切方面都平和节制；并使他们尽可能长久地将这些品质保持下去。”
普鲁塔克的意见是否可靠？说斯巴达人对希洛人从大地震以后才变得残忍起来，值得商榷。现代研究认为，在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斯巴达人生活安逸自由，热爱艺术和音乐，对殷勤的奴隶也有较好的态度，但到了公元前七世纪末的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的文化发展才突然停滞。“例如，最近在斯巴达阿尔特弥斯神庙遗址的出土文物就揭示了这个民族艺术的突然变化。整个七世纪，都能看到一些生气勃勃的、有地方色彩的艺术品的证据。这些艺术品无论在优美或滑稽方面都表现着典型的希腊人的意识。后来，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以后，神庙里奉献的祭品不再是精美的了，而且表现出幽默感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面具，甚至在祭品中再也找不到了。” 斯巴达巨大的社会变革很可能是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公元前640年一631年)之后的事，这就是说，如果吕库古是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的人物，或者说，普鲁塔克在作传时把他当作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的人物，他所描述的乃是这个时期以前的斯巴达教育，那么他对吕库古其人及他所处时代教育的那些描述，就不是完全不可信的。
对普鲁塔克叙述时代有个大概的把握之后，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斯巴达人不重视读书识字的教育，这一点通常为现代教科书所批评，但对希腊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因此苛求斯巴达，因为当时的希腊刚刚走出“黑暗时代”，书面文化还未发达，以几百年后雅典高度繁荣的文化（文字）教育为参照系去批评斯巴达人，显然不妥。从公元前800年到前500年间，伯罗奔尼撒的科林斯和阿哥斯曾一度是希腊各邦中文学艺术发展的先驱，到公元前七世纪时，斯巴达则远远超过她的许多对手，其后就是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城邦，在那里，希腊辉煌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之花，在六世纪开始吐蕊开放，而雅典文化的繁荣则是五世纪中期以后的事。对斯巴达和雅典的比较研究应该遵照时代对等的原则，否则许多结论便毫无意义。
普鲁塔克以吕库古立法及其影响为线索，讲了斯巴达在几百年中的变化过程，可以说，一篇《吕库古传》就是一部斯巴达简史。普鲁塔克是个道德主义者，他完全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评点一切，所以他对许多历史事实的解释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他虽然看到了私有财产对斯巴达社会体制的动摇作用，如他认为阿吉斯统治时期，斯巴达人从战争中带回了大量金银，使得国内充斥了对财富和奢侈的嗜好，从而破坏了吕库古的“法律”，导致了斯巴达的衰败，这固然有其历史真实的一面，但他一味留恋过去，极力美化斯巴达社会中尚带有浓重原始部落色彩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把它描绘成一个人类在道德上极其高尚和纯洁的黄金时代。这种浪漫的怀古幽情本质上是反历史的。但话说回来，正是普鲁塔克的这种真挚、纯朴的道德主义情愫，使得包括《吕库古传》在内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熠然生辉，使它从问世之日起，就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影响颇大的教化力量。至少，如果普鲁塔克在创作名人记不怀有纯洁道德的高尚意图，他就不会在行文中那么详细认真地描绘古代世界的教育风貌，从而为今天的教育史研究保存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